對人類文明史作出如此重大貢獻的造紙術，是在中國發(fā)明的，并逐步傳到全球。這已是當今全世界公認的歷史事實。最初造紙所用的原料是破麻布，而麻布由大麻及苧麻織成，這兩種麻都原產于中國；其次用楮皮，楮（今稱構）樹也原產于中國。一個國家造紙，原料必需自給自足，而中國所用原料都是本國原產植物，南北各地幾乎到處都有，取之不盡。其他國家雖無大麻、苧麻，但有亞麻、黃麻等，均可織布，雖無楮樹，但有別的含纖維植物資源。為什么造紙術只發(fā)明于中國而不是別的地區(qū)呢？這個問題需要討論，此處愿陳管見。作為重大發(fā)明的造紙術，其起源決不是偶然之事，促成人們產生造紙的念頭是社會上有了對新型書寫紀事材料的迫切的實踐需要，而這又與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和技術背景有密切關系。分析造紙術起源的原因時，必須考慮這些因素。

自古以來在各種書寫紀事材料的競爭中，至公元前幾個世紀內只剩下簡牘、縑帛、莎草片、羊皮板、貝葉和樹皮等少數幾種材料了。這時世界上幾個重要的文明起源地多處于奴隸制社會階段，在希臘、波斯、埃及、羅馬及印度等地區(qū)，戰(zhàn)爭頻仍，版圖不斷變換，各國都處于割裂的動蕩時期，既得利益者是上層奴隸主統(tǒng)治集團，他們只求掠奪財富、土地和爭霸，對發(fā)展文教事業(yè)并不關心，廣大奴隸和平民沒有技術發(fā)明的積極性。因此由于當時社會、經濟、文化和技術發(fā)展的局限性，古典書寫紀事材料足以滿足社會上的需要，用不到再發(fā)明什么新的材料。這就是說，造紙術不可能是奴隸社會的產物。只有在比奴隸制更有利于發(fā)展經濟、文教事業(yè)和技術的封建制社會，尤其在統(tǒng)一的、相對安定與繁榮的封建帝國，才有對新型書寫材料的社會需要。這就是說，就造紙術而言，它是封建制社會的產物。

產生造紙術的這個總的歷史背景，不但決定了其起源地，而且決定了其起源的時間。中國奴隸制社會產生的時間比其他國家和地區(qū)要晚些，但進入封建社會，中國為早。史學界一般認為戰(zhàn)國時中國已完成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而當時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奴隸主貴族集團還在發(fā)動戰(zhàn)爭。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征服，前330年波斯又被希臘的馬其頓王國征服，前146年羅馬又征服了希臘。東方的印度于前323年道到希臘亞歷山大的蹂躪，至阿育王（前273~前232在位）時，印度才建成統(tǒng)一的奴隸制國家，他死后又陷入分裂狀態(tài)。這些古老的文明國家一個接一個地被征服、文化遭到破壞，并未擺脫落后的奴隸制社會形態(tài)。不但沒有發(fā)明紙的社會需要，甚至像亞歷山大著名圖書館內的莎草片寫本也難免毀滅之災。

反之，中國社會卻大步前進，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統(tǒng)一的封建制國家，他統(tǒng)一了文字。接著是西漢，“漢承秦制”，至文帝（前179~前157）、景帝（前156~前141）時出現治平之世，社會全面繁榮，武帝（前140~前87）時仍保有這個勢頭。國家的統(tǒng)一，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的發(fā)展，需要大量書寫材料，而人們深感縑帛昂貴、簡牘笨重之不便，迫切需要尋找一種廉價易得、能作為帛簡代用品的新型材料，紙的發(fā)明正好適應了這一需要。漢初漢字由秦代小篆演變到隸書，已接近現代字體。而經考試為官的制度也從這時開始，公私辦學、講學之風盛行，造成大批士人即知識分子隊伍。統(tǒng)治者又提倡儒學，對古代經典的注釋、整理和研究形成一個高潮。根據“學而優(yōu)則仕”的原則，一般讀書人可通過這個途徑進入官僚行列。我們從《史記》、《漢書》列傳中看到大批平民通過讀書而增長才能，進而成為將相、百官，而這在奴隸社會中是不可想象的。這一切也都是促進新型書寫材料面世的刺激因素。

再看看外國情況。美洲印地安人用樹皮打制成的tapa、huun及kamatl,之所以不能演變成紙，因為那里的社會長期處于原始社會階段，奴隸制的馬雅文化全盛于4~10世紀，為時太晚，而馬雅文字還未脫離文字圖或至多是象形文字的階段。只有具備高度發(fā)達的文化和文字的較為進步的封建社會，才需要新型高級書寫材料寫字，正如只有高度工業(yè)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才需要用汽車作交通工具，而不是封建社會的四輪馬車。因此美洲印地安人社會不可能發(fā)明紙。同樣，古代埃及人能造出莎草片，也不能從莎草莖桿纖維中造出紙。古埃及字是欠發(fā)達的象形文字，與夏、商時的象形字處于同一水平，而不能與秦漢時的漢字相比。與原始文字對應的書寫材料，只能是古典材料。埃及文化早已中斷，所以那里不會是發(fā)明紙的地方。在地中海地區(qū)，公元前幾個世紀內，各奴隸制國家爭霸的結果，最后使貴族專政的奴隸制羅馬共和國幸存下來，公元前不久又成為羅馬帝國。西方史家告訴我們，希臘古代文明于此時已經衰落，與社會風氣腐敗相伴隨的是缺乏教育、知識貧乏。羅馬人看重裝飾，卻蔑視文明，對讀物要求很少，大量書籍在架子上腐爛。羊皮書及莎草片書未等人去讀就已朽壞。后來干脆用書籍去燒羅馬的公共浴池。統(tǒng)治者喜歡觀看人與人之間或人與猛獸之間的生死格斗，以奴隸的殘死來取樂，這同漢初諸帝推崇儒學及黃老之學、重用博士、提倡文教事業(yè)和學術研究的文治精神適成鮮明對照，因此不能指望拉丁世界的羅馬會是造紙術的故鄉(xiāng)。羅馬人不需要紙，倒需用金幣進口絲綢來充作衣料。書籍對羅馬皇帝來說是沒有用的，精銳的軍團才是帝國的支柱。最初幾個羅馬皇帝在位時，科學的發(fā)展一落千丈。對各文明古國分析后，得出的結論是，只有秦漢之際的中國具有發(fā)明紙的適宜的社會氣氛。

其次，此時世界所有的書寫材料中只有縑帛與紙有關聯(lián)，而簡牘、莎草片、羊皮板、樹葉、樹皮均與紙無關。因為漢字中“紙”字有系旁，而只有絲與紙二者由純的纖維制成，雖然分屬動物纖維與植物纖維，但二者在提純過程中有某種類似性，而外觀也頗類似。最初的紙正是作為帛的替身而出現的。二者均平滑潔白受墨，質輕柔韌，可折疊、舒卷與剪裁，其余材料則沒有這種共性。同時在帛料制造過程中，在纖維提純后，有漂絮一道工序，即將絲纖維放竹席上于水中擊之，其中擊碎的絲絮落在席上曬干取下后，形成類似紙的薄片。此過程暗含打漿及撈紙的原始動作，容易使人產生以麻絮代絲絮而造紙的技術聯(lián)想，而制造任何其它書寫材料時，則沒有與漂絮類似的操作。制莎草片及樹皮氈需要棰打，但置于石板或木板上，從未置于多孔透水的竹席上捶打，也不是在水中捶打。而多孔透水的篩狀平面即竹簾，正是抄紙的關鍵設備，其原始表現形式即竹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清代畫家吳嘉獻（字友如，約1818~約1893)《蠶桑絡絲織綢圖說》畫冊，為光緒十七年(1891)應征入宮作畫時的粉本（畫稿）。其中漂絮圖畫出兩位婦女蹲在河邊，手持竹棍擊打絲絮，可幫助我們了解古代漂絮操作。

中國最早發(fā)明絲織技術，早在商代，絲織品就有很高技術水平，西漢時絲絹沿絲綢之路向中亞、西亞各國出口，再輾轉運到地中海的羅馬。制絲前首先要擇繭，取圓正的獨頭繭為良繭，用以作絲，織上等帛料。而將雙頭繭、多頭繭、病繭為惡繭，用以作絮，制次等綿料。剝綿絮時，將惡繭以草木灰煮之，并水浸數日，再剝開漂洗，邊洗邊敲打。再將惡繭與煮繭時剩下的外衣及繅絲剩下的繭衣一起搗爛，曬干后捻成綿線或作綿絮。以上過程古書中有不少記載。如《莊子·逍遙游》云：“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澼與撇通，即漂。絖或作纊，即絮。“洴澼絖”即于水面上擊絮。莊子說，宋國（前858~前477）人有善于制不使手膚裂口的藥者，世代以漂絮為職業(yè)。在古代這項操作多由婦女從事。《史記·淮陰侯列傳》載漢初大將韓信（約前246~前196）早年“鉤于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日：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日：‘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裴骃(401~473在世)《史記集解》引韋昭(204~273)注：“以水擊絮日漂”。韓信在淮陰城北淮水岸邊受漂母救饑之恩，已成千古故事，眾人皆知。

漢人袁康(5~75在世)等人撰《越絕書》（約52）卷一又日：“伍子胥（名伍員，約前537~前484)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于瀨水之中。子胥日，‘豈可得食乎’？日：‘諾？”。也講的漂絮。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乃服》談漂絮時說：“凡雙繭并繅絲鍋底零馀，并出種殼繭，皆緒斷不可為絲，用以取綿。用稻灰水煮過，傾入清水盆內，…然后上小竹弓。此《莊子》所謂洴澼絖也。”此處所述過程與吳嘉猷所繪大同小異，都包括用草木灰水堿性溶液煮沸、漂洗及敲打等操作。所不同者，古代用棍敲，而《天工開物》提出用小竹弓敲打，自然效率高些。漂絮制綿提供將纖維原料以堿性溶液煮沸和用水浸以除去雜質、得到純纖維的經驗，又提供將纖維束以水潤脹、再予機械敲打使之分散的經驗。這兩項操作都是造紙過程的必要環(huán)節(jié)。此外，絲絮還要在竹筐或竹席上于水中漂洗和散打，難免有絲渣留在筐或席上，曬干后取下即成一薄片。它似紙非紙，卻向人們暗示：將分散在水中的纖維通過多孔篾器而薦存，可無須用紡織途徑形成平滑薄片。造紙術的發(fā)明正有賴于對抄紙器即多孔竹簾的利用，而漂絮用的竹席正是其原始表現形式。

關于紙的制造，除前述社會、經濟、文化教育背景外，中國還擁有相關的技術背景，這就足以說明為什么造紙術起源中國而不是別的國家或地區(qū)。有了漂絮過程的啟發(fā)后，問題在于如何使纖維薄片具有粘著性和一定的機械強度，同時具有較低的成本和實際用途。秦漢之際的工匠鑒于帛簡作為書寫材料已滿足不了日益增長的需要，必定多方探索制造新的代用品的途徑，而從事各種試驗。最后終于發(fā)現用破麻布的植物纖維（麻絮）為原料，通過草木灰水蒸煮、漂洗、捶打，再將纖維懸浮于水中，用多孔羅面或篾簾撈起，曬干后形成的薄片，這就是紙，在這里不難看到受漂絮過程的技術影響，因此清代學者段玉裁(1735~1815)注《說文解字》(124)時說：“按造紙昉于（始于)漂絮，其初絲絮為之，以箔（竹席）薦而存之。今用竹質、木皮為紙，亦有致密竹席薦之是也”。我們只需作若干修正，即可使此說更為有力：“按造紙昉于漂絮，初以麻絮代絲絮為之，以箬薦而存之。后用木皮、竹質為紙，亦有致密竹簾薦之是也。”關鍵是“以麻絮代絲絮為之”，只有完成這一取代，才能制成新型書寫、包裝材料。

古人還發(fā)現，只要將纖維提純并搗得極細，所制成的薄片（紙）就強度增加、顏色潔白，而這是很容易作到的。除漂絮過程的思想激發(fā)外，對自然現象的觀察也進一步加深古人產生造紙的聯(lián)想。例如當山洪暴發(fā)或江河漲水時，都會有久浸于水中的朽化植物、破布等被水沖擊，沖散的植物纖維落到沙灘，濾水后經日曬也能自然形成類似紙的薄片，但強度甚小。然單靠這點還不足以產生造紙的念頭，因這種現象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造紙從本質上說不是對自然現象或自然過程的模擬，而是以人工產生的機械力和化學力作用于植物纖維的產物，因此要從技術上分析造紙思想產生的動因。歸根到底，還得從漂絮說起，而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漂絮是中國人特有的生產實踐和技術活動。在養(yǎng)蠶術和絲織術沒有外傳以前，其他國家或地區(qū)沒有這種實踐，也就缺乏促成造紙思想產生的技術動因。

通過以上所述，我們不但探討了造紙術何以起源于中國的問題，實際上也談到起源的時間問題，即公元前2世紀的西漢大一統(tǒng)之際。